“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已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但新冠病毒必然不是侵害人类的最后一种病毒，未来完全可能发生更加严峻的未知病原体疫情。”全国两会开幕之际，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针对人类和动物病原体研究和疫病防治，我国应组建科研、临床、疾控协同配合的生物安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以此为抓手达到长期支持、系统攻关、积聚人才、协同互动的效果。”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生物安全问题为全民所关注。徐旭东表示，防控生物安全风险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对此他建议，我国可以现有的两家P4 实验室（针对人类烈性传染病的武汉P4实验室和针对动物疫病的哈尔滨P4实验室）为主体，通过设立“卫星实验室”的方式，吸纳地理位置不在武汉和哈尔滨的一流科学家和科研团队参与，并增加其他传染病研究力量，组建生物安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生物安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这一创新性的主体，也应当配套创新的管理和运行模式。徐旭东设想，生物安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可设南、北分中心，但在制度和管理上要一体化，同时在行政机构以外设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研究人员也要分专职、兼职，并实行聘期制。

       “兼职人员可以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医科院、中国疾控中心以及高校、医院和其他研究机构，人事关系可放在原单位，承担或参与中心的攻关任务、获得研究资助。”徐旭东说，这样可以理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相关单位的关系。

       问及生物安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财政来源，徐旭东说，它需要较高强度的中央财政投入，进而带动参与单位、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和企业、个人的捐助。同时，要加强生物安全科技成果的转化，成果转化收益可用于反哺中心的事业运营、增加科研人员的收入等。此外，他还提出，在中心国际合作、研究生和博士后招收、科研经费使用等方面，国家也应适当给予特殊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