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意大利处于崩溃边缘，开始封城；英国放话“群体免疫”，引发全世界热议和来自本国的抗议；美国遭受了来自本国和国际各种质疑，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中国被境外输入困扰，张文宏称上海专家团队已做好“二次过草地”的准备……
面对这样的混乱，3月15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预防兽医系终身教授王秋红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医学院教授苏立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分析了世界各国不同应对策略背后的逻辑。
《中国科学报》：《人类简史》作者赫利拉3月15日发文，认为应该通过合作和信任战胜病毒，而美国已经失去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对此，您如何评价？
王秋红：
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
疾病是没有国界的。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监测全球传染病的PREDICT项目过去10年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因为预算大幅削减，于2019年10月被叫停。我有时会想，如果这个项目还在，也许能发现和预警这次的新冠病毒。
《中国科学报》：说到预警，之前有一名在美国被诊断为流感的患者回到日本后被确诊为新冠，因此有人质疑美国流感致死的人中可能部分死于新冠肺炎，而美国CDC主任Robert Redfield日前也承认了这一可能。
您认为美国是否可能早有新冠而未发现？
苏立山：
这里要注意一个时间问题，Robert Redfield的回答是“当前”在美国有这种可能。这个我同意，1月份之后有可能有新冠混在流感里没有发现。但如果说从2019年9月份流感季开始就混入了新冠是没有依据的。
王秋红：
如果从去年流感季开始时就有新冠病毒，应该有临床医护人员被传染的报告，但实际没有看到，所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现在流感里是不是混有新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专门请教过俄亥俄州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流感病例确实不是按照检测阳性来判断，而是依据症状。因为流感的症状很严重，比较容易和一般感冒区分开，确诊为流感死亡不是必须拿到检测结果。
《中国科学报》：纽约州州长此前也指出美国的病原检测太少，导致数据偏低。
据您了解，有没有检测困难的问题？
苏立山：
北卡罗来纳州有自己的检测机构，发现感染之后会把样本送到CDC验证，同时在结果出来之前发出新闻通报。不管CDC结果如何，大家都会得到消息。
这次的问题是美国CDC表现得非常不称职。以前都是CDC做好试剂盒送给各地，结果这次有一个组分错了，整批都不能用，真是不可原谅的失误。
《中国科学报》：中国的试剂盒早期也出现很多问题。
王秋红：
这个错误跟中国早期试剂敏感性低等问题不同，中国早期主要面临着样品采集、培训、设备等问题。而且新冠是RNA病毒，很容易降解，可能送检的过程中降解了就会检测假阴性。而美国CDC是组分错误，并且花了两个月才做出来，确实不可理解。
苏立山：
特异性序列检测不是高深的科学，中国很快就做出来了。我实验室任何一位博士后，几天时间就能设计一种检测新病毒的实验方法。所以我想应该是简单失误和执行力问题。
《中国科学报》：《科学》杂志主编Holden Thorp 3月11日发表社论，指出特朗普在过去4年中大幅削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经费，现在却突然要求几个月之内拿出疫苗。
美国CDC表现不佳是否同投入不足有关？
苏立山：
这篇来自我们前校长的社论特别及时、到位，近几年我也有这种担心。
美国现任总统、副总统及政府忽视科学、不相信科学甚至反科学，这三四年来大幅削减了科学研究的预算，包括削减CDC和NIH的资金。
我现在寄希望于私有机构，美国的私有机构其实承担的作用同样重要。如果能开发公司的潜能，可能比政府有效得多。
美国CDC确实经费缩减很多，以前在每个国家都有大流行病防治办公室，两年前取消了。但即便如此，美国CDC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CDC，没有理由连检测试剂盒都做错。
《中国科学报》：中国CDC的表现前一阵受到非议，美国CDC现在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
苏立山：
这次事件反映出各国政府和CDC都有不同的问题，美国CDC是犯了低级错误，中国CDC是信息不能及时帮助决策上报。
但是要注意，别人的缺点和自己的错误不相关，不能因为别人有缺点，就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希望中国和美国CDC都能不断改进。
《中国科学报》：国内疫情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被控制住了，国际形势现在不容乐观，有人说外国人“抄作业”还抄错了。
但是很多国家似乎并没有打算“抄作业”，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彻底消灭病毒，各国不同的应对策略背后有着怎样的逻辑？
苏立山：
各国国情不一样，中国的做法有效，但是别人可能很难学。
比如中国为控制疫情，要求公众居家隔离，虽然承受了各种损失，但是我没有看到老百姓特别排斥。外国人看到这个消息都是惊掉下巴，认为不可思议。美国老百姓至少现阶段不可能接受，就算政府想做也做不到。当然，这跟疫情发展也有关，比如意大利现在没办法也封城了。
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发流行病，各个阶段的应对策略是不一样的。早期是黄金阶段，如果做到每个病人都跟踪，是可以控制的。新加坡看起来是控制较好的例子。
美国一开始也想根除病毒，所以对早期感染者全部追踪、隔离。直到美国第一例社区病人的出现，这个人没有明显的中国病人接触史。到后面就控制不了了，所以政策变成了降低感染率，把感染曲线拉低。
英国似乎也是错过了黄金期，他们认为全面隔离检测没有太大意义。就跟我们对流感一样，重点是保护易感人群。虽然各国措施不一样，但是英国比较极端，所以引发疑问，效果怎么样还得再看看。
《中国科学报》：有人把中国的抗疫举措同一些国家的“佛系”策略进行对比。您如何看待？
王秋红：
我认为中国早期的大隔离措施是非常有效且必要的，因为这是一种新病毒，谁都不知道它什么样，万一致死率很高怎么办？
现在其他国家看起来“佛系”的措施，都是基于中国积累的数据，有的放矢。比如80%是轻症，老人、有慢性病基础病的人是高危人群。我的老师已经70多岁了，她现在就居家办公。这些都是中国给国外提供的宝贵经验，很多国家的民众都很感谢中国。
而且，中国和其他国家条件都不一样，人口基数大、密度高，严防次生灾难发生至关重要。
《中国科学报》：面对源源不断的境外输入，中国现在应该怎么办？
王秋红：
我认为现在更应该关心大部分中国人对新冠没有免疫力的问题。即使全部清零，一旦有境外输入就是星火燎原。
新冠病毒的特点是有很多轻症和无症状感染，也能传播病毒，因此可能不能完全消灭。所以一些国家的策略是要把暴发的速度压制下来，使医疗资源够用、医疗系统能承受，而不至于出现医疗挤兑，重点保护基础病和高龄的高危人群，往后有希望。
苏立山：
现在看起来疫苗很有必要，新冠病毒留在人群的概率可能比SARS大，更接近流感。但是，保护性疫苗要做大量保护性实验，验证免疫力诱导和免疫力存活时间，一年之内做成的可能性很小，只能为下个季节准备。
药物方面，我看好病毒特异抑制剂和特异性中和抗体，今年或明年做出来都行。比如瑞德西韦应该对其他冠状病毒也有用。
不管是药物还是疫苗，许多问题只有大规模临床实验才能解答。一定要尊重基本的科学依据，不能不切实际地加速研发。